第三章 共荣圈
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1968
日本人如何管理和开发他们所到手的广土众民呢？老实说，他们还没有制订出很多详细的计划，在准备上甚至比德国人还差。整个来说，他们是受到当地人民欢迎的，但情况也因种族、宗教和生活水平的不同而大有差异。而且，战争也迫使日本为了自己的目的要立即开发这些国家的富源，而这种适应自己要求的愿望，就意味着它将步它所取代的殖民国家的后尘，危害这些国家的人民(至少是统治阶级和有教养阶级的那一部分)所渴望的个人自由和民族自由。最后，较之于那些前殖民国家，日本更倾向于把它自己所推行的军事生活方式强加给别的人们。无论如何，它不会有充裕的时间来巩固它的优势，建立它的帝国。但是由于它的工作，东南亚从此扰攘不已，其时间之长，大大超过它那段短暂的统治时期。
日本帝国沿亚洲的整个海岸线而下，从满洲直到仰光以西，包括了从阿留申群岛经吉尔伯特群岛到新几内亚的西太平洋所有群岛，占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达三千二百万平方英里以上。它大部分夺自美国、英国和荷兰之手，暹罗则是自愿同它联盟的；印度支那的占领，是通过同维希政府的协议，承认法国对它的主权；满洲国已经成为一个保护国，名义上由清朝的一个后裔溥仪统治着；最后，中国只是部分地被占领，它仍然同日本进行着战争。这个帝国幅员如此寥阔，再加上它的分敌性质，这可能是一个弱点；从东京到所罗门群岛的距离竞达三千英里以上。这个帝国要维持长久，只有日本舰队和空军能够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才行，也只有它的商船队足以保证和增加物资的交流，它才能够享有这一切财富。
由于建立了这个帝国，日本现在已经拥有它过去所缺乏的一切能源和原料，如煤、铁、石油、占世界产量百分之七十的锡和差不多全部的天然橡胶。它已经割断了对美国的天然橡胶供应。反之，被征服的国家又为它的制造品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它的战时经济因此得以全速进行；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而合理地开发它的帝国，还要俟诸战争结束之后——假若届时日本拥有必要的资本。工业潜力和结构，以及必要数量的能胜任的技术人员的话。
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士兵)是相信他们在亚洲的使命的；他们的任务是结束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君临统治，在借用前者的科学和技术的同时，根除殖民主义所播下的实利主义和道德崩溃的种子，日本作为比远东各民族发展得更高的民族，将引导这些民族走上物质进步的道路，而同时仍允许它们保持自己的文化。日本内阁早在1940年7月就已经规定了它的政治目标，即在东亚建立一种新秩序。1942年2月，东条建立了“大东亚会议”，其中成员为高级文官和实业家。后来在1942年11月又成立了由青木周三主管的“大东业省”。
但是，日本并不打算立即给予被解放民族以完全的自由。由于它们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就有必要把某些领土，如香港、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和帝汶，干脆予以兼并。第二种类型的国家将逐步过渡到类似满洲国那样的名义上的独立。因此，1943年8月1日，就宣告缅甸独立：1943年10月15日，宣告菲律宾独立。两者在宣布独立时，都随即同日本签订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盟约，因而被降为卫星国——它们都向美国宣了战。马来亚各邦和荷属东印度也将得到名义上的独立，但是尽管外务省想使之早日实现，海军和陆军方面却宁愿推迟到以后再说。
最后，其他国家则成为日本的盟国，象暹罗，它对英美宣战后，得到了上缅甸的高山区作为报偿，并且还就柬埔寨作出承诺。汪精卫的中国南京政府也向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宣战，它很可能得到越南北部的东京省作为报偿。但是印度支那的未来却未清楚地加以规定，法国的行政当局仍在执行职务，日本人怕把它取消会引起混乱。这样，法国人就处于一种不明确的地位上：一方面它在同占领国的关系上代表了某种独立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为当地民族感情所反对的殖民残余。
至于印度，计划完全是模糊不清的。英国人当然要被清除出去；虽然日本人也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进行直接的统治，但他们也并不认为印度人已经成熟到可以治理自己的事务了。他们给予钱德拉·鲍斯有限度的支持，他到东京参加大东亚国家代表大会时，发现他只被当作客人而不是当作积极的成员对待。尽管如此，这位前国大党党员钱德拉·鲍斯还是由日本人支持在曼谷成立了一个“争取印度独立同盟”；后来在1943年10月21日，他又于新加坡成立了一个“自由印度政府”，并从日本俘虏的印度士兵中组织了一支民族军队。
面对严酷的现实，所有这些方案、宣传成果或未来的理想都感到别扭。日本人由于迫切需要，不得不从他们所征服的国家里攫取全部财富，即使他们本来也并不愿意那样做。他们没用几文钱就把这些国家的粮食和原料征购一光；日本的商人干脆就取代了被没收了财产的殖民者；他们借助纸币来廉价收购一切；即使如此，也还避免不了占领军对当地人民进行的敲诈和征用。于是，人民群众悲惨的贫困现象就更加恶化，粮食也实行了定量分配。
日本人对待当地人民也不免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充满了这样一种感觉，认为自己军事上是征服者，是通过占领的权利呆在那儿的，他们对当地人民常常表现出傲慢、轻蔑甚至残酷。缅甸的一位民族领袖巴貌曾经向东条抗议占领军的过分行为，但缅甸战区的司令官木村将军却拖了好几个月才制止了他的下属的“错误行为”。在所有的国家里，居民都一致抱怨日本宪兵的横暴。
日本军事或民政当局很少任命当地人担任什么高级政府职务，而当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就削减这些被任命者的权力。他们把习染西方思想和方法的官员解雇了，其罪名就是同殖民主义“合作”过。他们用一些年轻人代替这些人，他们希望用升官的方法来笼络这些年轻人，并且在日本加以训练。他们还打算使日语成为东南亚的标准语。甚至在宗教事务上，他们也不免有某种帝国主义行径。1943年10月，他们把蒙古和西藏的两个“活佛”带到日本去，建立了“大东亚青年佛教学会”。
尽管日本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煽动当地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从前的白人主子(日本人对他们进行了有计划的掠夺、虐待和侮辱)，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激起民族主义运动的巨大希望之后，却又使这些人极为失望，甚至还引起对日本人的敌对情绪。
在印度支那，高台教派曾公开表示过对日本的同情，但在1941年10月，在阮爱国(他是一个学者的儿子，曾留学巴黎)领导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扩大成为独立阵线，或称越盟。1943年，阮爱国改名胡志明(“带来光明的人”)。这个运动宣称的目标有两个：消灭“殖民主义”，但同时也消灭“法西斯帝国主义”；敌人指法国殖民主义者，同时日本新帝国主义也未必是朋友，起码在它给予越南独立之前是如此。
在菲律宾，当地人民认为他们自己比日本占领者要优越。日本人在统治阶级中能够找到一些支持者，但在内地人民(即民抗军)中却遇到极大的敌意。奎松总统在美国组成了一个“自由政府”。游击队已经组成，由美国人指挥，其中有些人就未离开过这个国家，由空中或潜艇对他们进行供应。游击队逐渐发展成为“人民军”，向通敌分子征税，并在城镇中采取暴力和破坏行动。1943年，美国人估计它的力量是三万人。
在缅甸，相当于印度国大党的佛教徒党“温德班”从上层人士中发展党员，它对日本的占领能够完全适应。但是这个国家北部山区的人民在传统上就不是那么驯顺的。在科伦坡特别营地中受过训练的英国间谍人员，被用降落伞投到他们中间去组织游击队伍。
在马来亚，有一支靠开发矿产和种植橡胶而新近起家的贵族，他们抛弃了西方，宁愿到开罗或麦加去完成自己的学业。他们组成了马来亚联盟，在1940年时曾向英国当局要求由他们出任部长，要求税收改革和外交上的代表权。他们欢迎日本人，并成为“马来亚青年运动”的核心。但是彭亨的苏丹由于担心自己的权力被削弱，拒绝同日本人合作。
日本人到处都遭到两个集团的反对，这两个集团属于同样的性质，对日本人特别敌视，这就是华侨和共产党人。在马来亚，这两个集团就是一回事。日本人刚一进攻，由华人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立即就向英国人表示愿意协同作战；但是英国人不愿意发给他们武器，唯恐他们掉转枪口来反对英国人。但是共产党却从英国军队仓惶撤退后所留下的武器库中夺得了武器。它严密地组织了一些秩序井然和等级严格的队伍，其中有巡逻小队和团队(有七个抗日团队)，受命于一个“游击队总部”。英国人派去了教官，共产党把他们当作顾问，但并未放弃战后组成一个马来亚共产党共和国的希望。
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它有相当大量的穆斯林成分，日本人正力图去讨好他们。
同荷兰人所希望的相反，当地人民对日本的进攻和胜利占领抱着漠然的旁观态度。日本人似乎也不急于谈论独立问题，即使是行政上的独立也是如此。印度尼西亚仍处于军管之下，但被划分开了：爪哇由十六军管理，苏门答腊山二十五军管理，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帝汶由海军管理。起初，荷兰的行政机构仍被保留，无疑这是为了保持效率，以免在对日本战时经济极为重要的这一地区中发生过快的变动。
所有的荷兰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逐步被拘留起来，他们在政府和企业的公私两方面的职位都由日本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代替了。特别强调要同殖民主义的后果进行斗争；荷兰语和英语等外国语已被禁止，在学校中代之以日语；报纸被严格控制：所有职业性的和集体性的团体都被组成社团，以便尽可能严格地加以控制。数达二百万的华人曾有进行抵抗的迹象，于是就在逮捕了一批之后，强使他们屈服。
经济开发工作立即就开始了。为了不使他们的商船队负担过重，日本人决定占领军由当地供养；此外，所有被占领的土地还有双重的任务，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向日本输出，而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进口却要尽可能地减少。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财富被榨干了，却没有得到任何报偿。这不能不扰乱了它们的经济，降低了生活水平。
从十八世纪以后，苏门答腊和爪哇的人民就已转而信奉伊斯兰教义，一个适应宗教观念的伊斯兰教已经出现；伊斯兰教的圣职人员是农村社会的精神领袖，许多没能接触到欧洲教育的上层人物都保持了伊斯兰文化。荷兰人并没有做什么事去阻碍伊斯兰运动，只要它限于宗教、文化和社会的活动；但他们却非常警惕地注视着任何可能的政治影响。
但是，与传统的伊斯兰教统治集团平行，同时还兴起了一个志在改革宗教和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但是这个政党分成两派：一派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他们保持伊斯兰文化、并通过赴开罗留学加以提高；一派则接受非宗教的西方文化。
日本人对伊斯兰教事务并非完全没有经验。在1930年，为了宣传的目的，他们就曾建立了一个日本伊斯兰学会。该学会还在1938年于东京召开了一次泛伊斯兰大会，印度尼西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军政府也设置了“宗教事务局”，其成员都在中东逗留过一个时期。
日本人的目标是把那个广大的伊斯兰运动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们把工作集中在传统的宗教统治集团上，颇似法国人在摩洛哥的做法。因此，他们禁止了荷兰人多少还加以容忍的两个伊斯兰政党，用一些新的由他们自己控制的团体来代替。穆斯林们被吸收到一个“穆斯林联合会”中去，该会以前存在过一个时期，后来逐渐消失了，至于那些小的非穆斯林党派，它们也被组织成为一个单一的组织，名叫“普特拉”。
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领袖按其对待日本政策的态度而分野。其中最重要的一些人，如苏加诺或穆罕默德·哈达，拥护日本的政策。其他人，如民族主义的老战士季普托·曼贡库苏莫博士，则反对这种政策。但是他不得不隐蔽起来，而且他们的起义也从未发展为颠覆活动或游击战争。
“普特拉”和“穆斯林联合会”这两个组织是互相敌对的，而这种敌对并未使日本人不高兴，因为他们正好要分而治之。但是，这种敌对也的确妨碍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动员印度尼西亚的资源。因此，在1943乍，日本人创立了一个完全新的多民族的群众运动“援助爪哇协会”，取代了所有其他组织。日本人还把这个组织的一切领导职位都留给了自己，即使因此损害了他们的宣传也在所不惜；他们甚至在这个组织中鼓吹对天皇的崇拜。
这并不是向印度尼西亚人求爱的最好办法，这一点很快就清楚地看出来了，特别是当日本给予缅甸和菲律宾独立时，曾在爪哇引起过希望，但很快这种希望就破灭了。1943年6月，东条将军发布了一项命令，允许印度尼西亚人有限度地参加管理自己的国家。1943年9月成立了一个“中央协商委员会”，由苏加诺担任主席；它的权力以地方会议的形式扩及各省。虽然这种改革是有限的，但在这个委员会还勉强有发言权的时候，它却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
日本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用右手收回左手正在给出去的东西呢？他们无疑地已经感到，比之于欧化的民族主义领袖，他们同传统的伊斯兰教统治集团在精神上更加接近；他们能够看出来，农民仍然生活在宗教领袖们所规定的社会结构中，而且他们认为这些领袖更为顺从一些，也比民族主义者危险少一些。所有这些原因，促使他们在1944年1月组织了一个名为“马斯友美”的强大的穆斯林协会，它遍及全国，而顾名思义，援助爪哇协会只能限于爪哇一地。马斯友美由穆斯林控制，而不是象其他各地那样一律由日本人控制。穆斯林也形成了日本人建立的志愿部队的主要成员，以“佩塔”为名，成为一种辅助性的军事组织。
因此，在1944年，整个印度尼西亚、特别是爪哇已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占领当局允许它享有某种程度的民族独立，而同时却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伊斯兰教统治集团的基础上。因此，马斯友美就响亮地宣称，日本人的事业就是伊斯兰的事业，它所从事的战争是一场圣战。但是，民族主义者对这样一种制度是很难满意的，这种制度维持并加强被他们认为是压迫的和过时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结构，并使他们为一个外国服务，从而无限期地推迟了任何独立的希望。
后来，当日本的军事形势恶化时，东京方面认为必须防止印度尼西亚发生动乱；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方法，看来就是赢得民族主义领袖的信任。这些民族主义领袖们已经在积极地、而且经常是成功地渗入日本人发起的包括援助爪哇协会在内的群众组织中，甚至还在其中建立了基层组织。
因此，在组织和开发由于战争胜利而落入其手的广大帝国方面，日本正经历着巨大的困难。显然，任何军事上的挫折和军事或经济潜力的松劲，都将加重这些困难。而且，它仍在同中国进行着一场看来是没完没了的战争。
诚然，它已经控制了最富庶和人口最多的地区，即使它没有能够成功地摘起一个真正孚众望的同它合作的运动，它的权威还是在那儿被毫无争议地接受了。但是在这个中央帝国的边缘地区，情况却不是那样的。
当时，蒋介石完全孤立在山区，被切断了一切外援，他已暂时不成其为一种严重的威胁；反过来，由于他占的地势既高且远，使之又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但是，由于缺乏现代化武器，他的军队正在崩溃。他的行政管理也在变为无政府状态，由于缺乏正规的中央权威，各地方统治者都自行其是。从上到下都是腐化和颟顸无能。
而且，中国人统治的地区缺乏物力和财力；税收只是偶尔能够征到，税源最大的省份又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战前，中国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关税，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同这种日渐缩小的收入相对照的是，支出却由于战争而不断增加。最幸运的事是，中国的黄金和白银安全地储存在国外，为他们必需的购买提供了保证。但是在中国本身，借款和政府发行公债都未能防止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到1941午，物价已比1937年涨了十倍。由于不断地增加银行钞票的发行，每月需从缅甸运入一百五十吨印钞纸和油墨。
中产阶级、知以分子和公务员遭受这种不断加剧的混乱状态的打击最为严重，而一些商人和中间人则大发其财。结果是蒋介石的声望深受影响。苏联自从它本身受到进攻之后就没有再给中国人帮助了，英国也没有任何能力去代替苏联。只有美国还拥有必要的手段，但它却在考虑值不值得这样干。蒋介行虽然已经奄奄一息，但仍在漫天索价。他在为继续战斗讨价还价，甚至威胁说，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要同日本人妥协。他拒绝让外国人来统率中国军队，甚至还要求在缅甸战斗的所有盟军都由他来统辖。
1942年6月，尽管在作出决定时怀着无穷忧虑和遇到巨大困难，美国政府还是决定帮助蒋介石。这是因为：如果他垮台，就必然引起严重的后果；日本的威信和侵略性会明显地增加；并使他们腾出相当大量的部队；它将能够从中国攫取它所需要的资源；由亚洲大陆对它进行轰炸，将再也不可能了。中国的失败，也将在日本征服的领土中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响。
总之，美国人认为，必须使中国继续打下去，虽然他们对此并不抱太多的幻想。他们料想，蒋介石之流会把给他的援助大量浪费掉，而剩余的部分也不会用来抵抗日本，而是保存起来使他在战后显得更加强大；也许他甚至于会用这些东西来反对他自己国内的敌人。但是，战争结束时，如果中国重新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因此，当罗斯福总统无法满足蒋的一切要求时，就用友好的和恭维的信件一再劝说蒋介石，想方设法对他加以抚慰。
从1942年2月起，史迪威将军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他是一位精力充沛而又诚实可敬的军人，对他所发现的混乱状态大为吃惊，而又拒不受中国人的诡计所欺骗。结果，他同蒋介石就相处不好，他在通讯中把蒋介石称为“花生” [ 译者注：美俚语，指不足挂齿的小人物。 ] 。当他得知中国的将军们虽然已经得到足够的美元，但仍不给他们的部队发饷并让他们吃饱时，他就感到莫大的愤怒，但又无可奈何。
作为第一步(这是费用昂贵的一步，而且价值有限)，他把六万中国士兵空运至印度，给以现代化训练和装备，并在可能情况下提高他们的士气。但是，如果把这些装备运到中国，从而使战斗重新继续下去，这会更有价值一些。然而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条可能的路线是，由卡拉奇经俄国的中亚到达新疆，但这个想法从未超出计划的阶段。如果飞越印度的大山，就必需重型的远距离运输机，而美国当时只有很少量的这种飞机。
作为对被日本占领的国家的一种诱饵，并且为了使这些国家认识到，盎格鲁－撒克逊人胜利后不会自动地恢复战前原状，英国和美国于1943年1月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最后，为了使重庆政府的财政有一个较为健全的基础，美国给了它五亿美元的贷款。中国人拒绝付给利息，并对如何使用这笔贷款的限制性规定进行抗拒；至于偿还问题，还要留待战后才去讨论。一时之间，在中国人看来，美国此举，不过是对中国过去五年间为共同事业所作牺牲的过迟的承认而已。因此，美国也就丝毫没有得到对方这样的保证：当时作为一种最后的紧急机会而给予的救命物，将足以使中国的经济或部队的战斗精神重新复活起来。
诚然，也还存在着另一个中国，它自力更生地奋斗于陕西和甘肃的山区中，这就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下的共产党中国，其首府在延安，它开创了一种战斗的新形式，制订出带根本性革命的各项原则。
中国的共产主义植根于一个农业社会中；由于它的敌手占领了城市，它就在非常贫困的农村中发展。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相反，它从农民群众中争取支持，这些群众是由象真正的无产阶级一样的贫雇农组成的。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些还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们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国家。
遵循斯大林的指示，毛泽尔认为，必须首先打败日本，革命才能成功。中国一旦得到解放，革命就将遍及所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必须扫清革命道路上的障碍，因此一切反日的善良人们，甚至包括资本家，都被欢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合作。因此，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包含着同蒋介石达成一项协议，尽管代价很高，共产党的红军甚至遭到蒋介石军队的进攻。
由于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没收土地以便分配给贫雇农的主张，只限于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实行减租减息。它甚至宣布，它支持同工业资本家合作，如果这样做能够增强从事战争的努力。毛泽东因而以有力的语言谴责了那些他称为“左倾分子”的人，这些人认为，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现在就应该毫不拖延地开始。他说，他们的态度只能吓跑许多中国人，并使共产党孤立起来。因此，它只能有利于头号敌人日本。
共产党政权是自给自足的，它从苏联得到的只是一些友好的言词而已，并不是物质援助。美国则完全忽视了它，这在当时来说，还不完全是出于敌视它的思想，而是不认识它的重要性和低估了它所能作出的贡献。1941年，毛泽东准备把他1936年对红军大学学生发表的讲演印发并付诸实行。这就是他的革命战争理论。这种战争从无到有，而且必然要导致革命的胜利。因此，它的本质是进取的。但是，它必须根据对真正的力量对比加以充分认识后来应用；摧毁性的战争不是经历几次决定性的战役就能成功的；它需要长期的奋斗和巨大的牺牲。
特别是，必须诱敌深入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当然，这会引起巨大的破坏，但也会使敌人遇到由共产党控制并决心进行抵抗的怀有敌意的人民，而游击队在人民中就感到在家里一样，有如“鱼在水中”。因此，红军在必要时要放弃一些地方，不是在自以为坚不可摧的防线后掘壕固守，而是静待形势转变得有利于自己；如果这样的机会没有出现，游击队就要消失得无影无踪，溶合于人民之中，或者到别的地方去进行整顿。等到敌人的部队分散之后，这种有利的时机就到来了。这时，游击队就可能在一个局部暂时处于人数上的优势，被暴露的敌人部队就不是被俘或不得不撤退的问题，而是被全部歼灭的问题了。
中国红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中努力制造所需要的武器，同时他们更多地依靠夺取敌人的运输工具和仓库，袭击它的工厂和军火库，来取得敌人的武器。
这样，毛泽东就对这种类型的战争下定义说，它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同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 译者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5页。 ] 。胜利就标志着人民、军队和党之间完全地一致，然后在第二阶段，就可以开始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说实在的，这种革命早就开始了，因为实现它的力量已经处于适当的位置上。用这样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就通过共产党而实现，土地、银行和大企业将实行社会化。
但是，如果不同时进行文化革命，经济革命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中，曾更有力地强调了列宁关于拒绝接受资产阶级文化的论点。他发展了列宁的这一理论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 译者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22页。 ]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斗争；革命的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所利用”。诚然，艺术家仍然是从事创造活动的，但是他的价值必须由政治标准而不是由美学标准来评定；如果他不使用人民大众所喜欢的语言，他的那种“自我表现”就是毫无用处的。
因此，在1942年，中国共产主义已经开始遵循一条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思想路线。当时，苏联正在重新发掘它自己的历史的和俄罗斯的价值，并且大力加以颂扬，以便使之为它的斗争提供精神上的营养。另一方面，毛泽东尽管为了策略上的原因，逐渐同蒋介石达成一项谅解，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国民党反动政治和文化态度的谴责。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同时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领域中进行，必须不断地持续下去；即使当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消失，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从不会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