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1968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这次战争开始得如同1914年：德国必须从事两面作战。但事实上，它在东线有德苏条约的保护，它所面对的又不是象以前的俄国巨人，而是弱小的波兰。它在西线的对手同以前一样是法国和英国，但法英在武器、战备状况和士气方面和1914年已大不相同。此外，法国被迫分散了它的军队；虽然它不必象一度担心的那样必须去保卫法西边境，但为了抵抗墨索里尼的虚声恫吓，它还必须保持戒备。
在人员和经济条件上，民主国家的潜力大大超过轴心国家。诚然，由于兼并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第三帝国的人口从七千万已增加到八千五百万；加上意大利人，法西斯国家在人数上大略相当于它们的欧洲对手。从理论上讲，第三帝国能够召集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三百万士兵，而且法西斯宣传机器总是吹牛说，有八百万把刺刀挥舞着去支持领袖 [ 译者注：原文为Duce，意为领袖，指墨索里尼。 ] 。但是民主国家可以随意支配广大殖民帝国的无限人力资源。结果是，除了南非有些勉强外，英联邦国家都毫不迟疑地忠实地支持宗主国进入战争；法国的“保护国”情况也是一样。
开始时，德国军队能够部署五十四个第一线师，几天的时间之内还可以增援五十九个预备师。法国有二十五个师，经过动员之后，几个星期内可以增至八十六个师；波兰有三十个师，还能增加到四十二个师；但是英国由于新近重新实施征兵制，在宣战后一个月才能向法国派去两个师。因此，法波军队就必须独自抵挡德军的首次攻击。但是，法国即使在阿尔卑斯边境、科西嘉、突尼斯、近东和吉布提留下相当大的部队之后，仍大有希望在东北边境上达到数量上的优势。如果波兰人在防御中显然要被迫后退，那时法国军队在理论上仍可以采取攻势来支援他们。5月15日签订的法波协定不是规定法国在颁布动员令两周后就要发动攻击吗？
但是，光动员大量的军队仍然不够，还必须提供军官、装备和现代武器。民主国家显然有充分的手段来这样做，从统计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经济优势同轴心国家的弱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德国虽然有足够的煤满足需要，但却必须从瑞典进口铁矿，夏季可以经由波罗的海，但冬季却要通过纳尔维克港并经由更加危险的挪威领水。另一方面，尽管它发展了代用材料，但合成橡胶和石油却远远不能满足战争机器的需要，而且口粮配给虽然已经实施多年，但仍需要进口大量食品来供应人民。意大利人甚至处于更为危险的困境，他们一点也没有原油或铁矿，他们的煤也是进口的——而且是从英国！
反之，英国已经从经济萧条中复苏；1938年它的产量几乎比1929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虽然法国有点落在后面，但事实仍然是，这两个盟国合在一起的钢产量比德国多。诚然，它们相当大地要仰赖进口？但它们殖民地的原料资源是取之不尽的，而且它们的黄金储备使之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特别是美国购买所需要的东西。
由于民主国家完全掌握了制海权，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很少发生什么问题。
当德国重整军备的时候，它有意地忽视了海军。在1935年同英国签订海军条约之后，德国舰队的吨位固定为英国皇家海军的百分之三十五，于是雷德尔海军上将便草拟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海军建设计划，规定在十二年内建造十三艘战列舰、二十艘巡洋舰、二艘航空母舰和二百五十艘潜艇。但是到1939年9月时，这个计划才刚刚开始，它的完成日期大大拖延了。第三帝国的海军力量仅有三艘袖珍战列舰、二艘重巡洋舰和六艘轻巡洋舰、约三十艘鱼雷艇和五十七艘潜艇；有两艘战斗巡洋舰，即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斯瑙号正在试航；两艘重战列舰，即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还在建造中，但已接近完成。
尤有甚者，当德国海军和德国空军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希特勒总是偏袒空军司令戈林元帅，因此所有的海军飞机，不管是陆基的还是海基的，一律都从属于德国空军。雷德尔海军上将甚至不被允许拥有所需要的侦察机。总之，他没有获得这样的认可：一切海上行动都有必要置于单一的司令官控制之下，既负责海军又负责空军。这样，德国海军在重要的关头时就有被剥夺掉空中支援的危险，而且尤其严重的是，戈林确信，光是空军，而且光是陆基的空军，就可以获得制海权。他曾经宣称，“我要用德国空军把英国的舰队搜索出来。我将要追得它们在不列颠群岛团团转，无处藏身。”如果有关的三军统帅彼此间能够谅解，两种主张之间的距离本来是可以缩短的，但雷德尔和戈林之间却又如水火之不相容。
意大利的舰队也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拥有一些非常快速的舰只，但它们也还没有全部建成。它的建造计划是根据战争将于1942年爆发的假设而制定的，因此在1939年时，它的四艘三万五千吨战列舰还在建造之中。意大利的海军从1935年起就是战时编制，这就使得物资过早地消耗了。特别是燃料油的储存已经非常不足；到1939年9月，它只有约一百六十万吨，而每月的消耗量大约是二十万吨。最后，就象德国的情况一样，在海军和空军之间也存在着意见的基本分歧，而墨索里尼已经决定偏袒后者。事实上，这位领袖认为，意人利半岛就是“地中海中部的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因此意大利海军不需要航空母舰或鱼雷飞机。海军能够自由支配的只是几架速度慢的侦察机，而它们还是由空军供给的。如果海军受到敌机的攻击，它就必须召请陆基的飞机来支援，而这种行动所涉及的协同作战的复杂问题又远没有解决。
英国皇家海军是够强大的，它独自就能够打垮德意的联合舰队。它拥有十二艘战列舰(虽然很多艘的舰龄都老了)、三艘战斗巡洋舰、七般航空母舰、六十四艘巡洋舰、二百艘驱逐舰和六十艘潜艇；还有九艘战列舰和六艘航空母舰在建造中。的确，象斯卡帕弗洛、 [ 译者注：苏格兰港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海军主要根据地。 ] 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一些重要的基地，其防御工事是不坚固的；而且不幸的是，由于优先发展火炮，而忽视了水雷和鱼雷。根据罗斯基尔上校的说法，当时的战斗命令也过于死板，给舰队司令的主动权太小。但是，在1939年9月那个时候，皇家海军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还是配得上它的光荣传统的，而且准备起到它被指定的作用。
法国的海军决不比其盟国的海军逊色。尽管国际协定曾限制了它的发展，但达尔朗海军上将却成功地既拟定了建造现代舰只的计划，又获得了所需资金的拨款。让－巴尔号和黎歇留号在1939年时诚然还没有完成，但两艘主力舰，一些七千六百吨级的巡洋舰和一些鱼雷艇却是特别成功的。潜艇在型号上大小不一：最大的是远洋潜艇，能够截击敌人的护航队；最小的只适于海岸防御和布雷。但是，除了一个陈旧的“水上飞机基地”外，只有一艘航空母舰。
英法海军面临极其艰巨的任务，不过它们是完全有能力去完成的。它们要护卫总吨数为一千八百万吨的七千艘商船，这些船只往来于南北大西洋，地中海的东西两端，环绕整个非洲，而且远至印度洋。它们还必须封锁德国和意大利。
德国舰队只能在波罗的海自由行动；一离开它，就要冒严重的危险。意大利舰队虽然拥有向对手们争夺地中海优势的手段，但它却是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敌对双方对于航空母舰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同盟国方面并未料到，威力最大的战列舰恰好最容易从空中受到攻击。特别令人颇感奇怪的是，既然船只在海上通行无阻是同盟国取胜的先决条件，英法海军却缺乏护卫舰和陆基远距离攻击机；从空中攻击潜艇的技术也被忽视了。与此同时，雷德尔海军上将虽然充分认识到，打败英国的方法是摧毁英国的商船队，但他却没有足够的潜艇来有效地采取这一行动。德国只有五十七艘潜艇，其中仅有二十二艘是远洋的，而潜艇战术专家邓尼茨 [ 译者注：旧译邓尼兹。 ] 海军上将认为，战争爆发时就需要一千艘潜艇。如果说同盟国方面在海上看来不至失败，但它们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事实是，在1939年9月时，它们在陆上和空中都远未具有它们在海上享有的那种优势。
英国现代化的陆军尚在分娩的阵痛中，波兰陆军的装备则已过时。另一方面，法国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名声是响亮的，甚至在德国也是如此。但是现实却同往事大不相称。步兵的个别装备是相当好的，基本炮兵的武器是久经考验的七十五毫米炮，但是防空兵器却非常缺乏。然而最不足的还是坦克。诚然，1936年定下的制造计划已经大部完成。有五十个营已经装备了轻型坦克，十二个营装备了重型坦克。总计，在已经定货的二千五百辆坦克中，到1939年9月1日为止，陆军仅收到一千七百七十辆。这些坦克装甲很好，但整个说来，火力较弱。由于缺乏无线电设备，彼此间的通讯是很差的。只有重型坦克是武器和装甲均好，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速度慢和耗油量大的缺点，以致缩小了它们的活动范围。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坦克陆军一共才有三百八十五辆。
至于反坦克武器，炮兵的四十七毫米炮能够穿透最厚的装甲，但在1937年才开始制造；而且在上千门的订货中，到1939年9月时才交付了四百一十一门。这种炮完全无防空设备，而且是由马匹牵引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架设好，这同敌人的摩托化和装甲化的同类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总而言之，如果人们考虑到德国的一个装甲师拥有约三百五十辆坦克，那么法国陆军显然拥有足以装备若干个装甲师的手段，但在实际上，它同德军装甲师相比较，甚至连一比六也达不到。 [ 注：法国有两个轻机械化师，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 这种悬殊的原因何在？法国毕竟不乏鼓吹机械化战争的人士，戴高乐上校就曾追随艾斯蒂安将军 [ 译者注：让－巴蒂斯特·艾斯蒂安将军(1860－1956)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用战车和炮队进行攻击的创始人。 ] 之后，通过写文章和同政界领导人谈活，倡导了一个主张成立装甲军的运动。但是这些努力都是徒然的。除了保罗·雷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支持他。雷诺敏锐地认识到，这种进攻性的兵种会使法国有能力去履行它对东欧和中欧盟国的义务。戴高乐曾建议由职业军队来配备这一装甲军，这引起了其他一些政界要人的惊慌不安；一提到这一点，就会使他们联想到雾月19日近卫军或掷弹兵的幽灵。 [ 译者注：1799年11月9日(共和8年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次日，他亲率龙骑兵等近卫军和掷弹兵包围正在圣克鲁开会的两个立法议会，强行进过解散议会，并把共和国全部权力交给拿破仑等三人。 ] 尤其重要的是，在技术水平的问题上，戴高乐没有能够说服他的上级军官。
但是，法国军事情报部门(第二局)似乎已经及时地提醒过总参谋部。早在1935年，它就指出过，德国人的一项重大革新就是使用独立作战的装甲部队作为冲击力量，它还描述了这些部队的组成和使用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它曾经强调指出，战事可能以突然袭击开始；它要求特别注意德军在不断增加的攻击力量。德国坦克战术专家古德里安将军的文章曾被译为法语。
由于1914－1918年大战的先例，以及战争中伟人的(而且是胜利的)军事领导人的威信，也许甚至使得最聪明的人头脑都发昏了。法国总参谋部更倾向于赞成德国国内反对古德里安的意见，例如博昂奇中校，他就不认为坚固防守的战线能够单独被坦克所突破。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仍然认为这句格言是颠扑不破的：“在战斗中，步兵是至高无上的”。他在1937年12月15日所发布的命令中，表达了他所有同事的意见：“光使用坦克是不适宜于攻占任何地带或者攻下后占领一个时期的”。因此，“坦克的唯一任务是为步兵的直接和眼前利益行动”。在1937年9月时，法国并不缺乏坦克，但却只有两个轻机械化师，从而就绝对没有可能为了解救波兰而向敌人发动进攻，其原因就在这里。那么，盟国的空军是否至少能够对德国的领土实行有效的入侵呢？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种其可能性还是未知数的新式武器——飞机的使用，已经成为热烈争论的题目。在所有军事专家之中，意大利的杜黑由于坚持前后一贯的甚至是教条式的理论而显得突出。按照他的说法，由于飞机的出现，使堑壕战在未来成为不可能的事，陆军和海军现在就必须让位给空军。在他看来，远程轰炸机能够摧毁敌人的军事和经济结构，以致使其军队瘫痪和平民陷于混乱。杜黑使用比喻说，摧毁了鹰巢，就能打破它的蛋。所有的进攻行动，都将是轰炸机独自享有的特权。它们不是通过空战而是通过摧毁敌人在地面上的潜力，从而掌握制空权的。结果是陆军和海军被限制到只起纯粹的防御作用；按杜黑的说法，“这是为了把所有的进攻力量都放在空中打击上”。
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三派意见。有些专家赞同杜黑的看法，但是要把这种革新观点强加给陆军和海军中如此有力和因循守旧的集团，他们却经历了很大的困难。而且，还不曾有过一次战斗来考验“杜黑理论”的正确性。在阿比西尼亚战争和中日战争中，由于意人利人和日本人的优势，问题得到很快的解决；如果这是在欧洲，条件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则根本没有考虑过要去摧毁敌人的潜力。另外一些专家赞成空军密切参加地面战斗，起到远射程炮兵的作用，或者为前进中的装甲部队提供掩护。但是还有许多老式的战略理论家却认为，空军充其量只能起到一种辅助性作用，以补陆海军之不足。
在德国，从1935年起德国空军就享有军费不限的好处，它拥有以最现代化的技术为基础的组织和设备；它从未受到必须维持或适应已有的旧装备的障碍。它的航空工业虽然是仓促建立和装备起来的(1938年以前还未大规模生产)，但在1939年时，德国航空工业的总生产力已经达到每月八百八十五架，这一年的9月，它已拥有四千多架飞机，其中包括一千架战斗机和一千八百架轰炸机。
飞机同坦克密切配合行动的计划已经制定出来，因此组织和配备了四百五十架俯冲轰炸机，以便对敌人的据点进行俯冲轰炸。德国人优先生产双引擎的快速轻轰炸机，它们只能携带一吨炸弹。这种轰炸机非常适宜于陆空联合行动，虽然还不能处于敌人战斗机的射程之外。它们的缺点是，活动范围实际上还不能达到英国。这种飞机的生产也是以忽视四引擎重轰炸机的生产为代价的。
一般说来，德国空军的高级军官仍然缺乏专业知识，他们很多人是由陆军抽去的。他们的总司令戈林，就只有空军下级军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充任战斗机驾驶员的经验，他认为四引擎轰炸机是容易被击中的靶子。结果就是，第三帝国虽然拥有一支在相对有限区域内从事续航力有限的战斗的强大空军，但却没有战略空军。
意大利对德国空军的贡献是约一千六百架飞机，它们已在西班牙内战中试验过，但质量一般很差，而且其中只有百分之四十是新的。
法国工业的弱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飞机的生产方面。1937年以前的飞机定货，是根据1934年的原型，它们早已过时。在1939年，战斗机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生产，还没有轻轰炸机的原型，也还没有俯冲轰炸机，虽然第二局曾经提醒注意德国空军中这种型式飞机的重要性。最新的计划叫做第五号计划，要求生产四千七百架飞机，以装备一支有二千六百架第一线飞机的现代化空军。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必须购买武器和设置新工厂。通过这些办法，预计在1938年每月勉强能够维持三十五架的产量，到1939年增为每月二百二十架，这一年年底增至近三百架。但是总参谋部要求绝对优先生产战斗机，轰炸机则被置于次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轰炸机还没有性能良好的原型。
按照《军事航空资料指南》的材料，概括起来说，1939年9月3日的精确情况是：飞机总数是一千四百零七架，其中一千一百五十七架战斗机中的七百零八架和一百七十五架轰炸机中的一百二十五架已经编为中队，也就是说可以投入军事行动。这些飞机中，只有一部分装置了最新的技术设备，如变距螺旋桨、增压器、收缩式起落架、无线电，等等。显然，这样的空军是无力去攻击第三帝国的军事和工业设施的；即使在自己的领空上抵御德国空军，它们也是处于不利的情况下的。那么，它们至少能够指望强大的英国空军协助吧？
由于英国人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皇家空军，因此他们的空军成为仅次于海军的最好军种。在以联合王国为基地的总数达一千七百六十架的飞机中，一千一百架是现代化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大约各占一半。轰炸机新颖之处在于种类繁多，除了大多数是航程有限的中型轰炸机外，也还有四引擎重轰炸机。最后，由于发展了原由法国人卡米耶·鲁热隆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英国人开始制造蚊式轻轰炸机，它同战斗机一样快，所以能够免除防御性武器：而由于这一点，使它减轻了重量，从而能够携带净重一吨的炸弹远达柏林。因此，在1939年9月时，英国成为这样的唯一交战国：它一方面竭力使自己拥有一支可以把战争带到敌人领土的战略空军，同时还可以用大部分空军来保卫自己的领土。存在的问题是，它还有没有力量去支援地面部队。
法国和英国的空军加在一起，规模暂时还只及德国空军的一半。但是这个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基本上是为防御本国领土的皇家空军，需要整个部署到法国去，而且法国总参谋部必须寻求最好的方法来使用自己的空军。不管怎么说，反正盟国的飞机不再能够去援助波兰了，就象它们的坦克不能去援助一样，尽管它们是许下了保护波兰的诺言的。看来这个诺言很可能是一纸空头支票了。
民主国家因此在陆地和空中都处于劣势地位。怎样解释这种潜力和现实的脱节现象呢？
德国从1936年以来就在备战。四年计划就建立起一种以自给自足为原则的经济，并强使人民过艰苦的生活。在冶金、化学和电气工业方面，德国无疑在技术上是最先进的；这种先进的情况在科学研究、理论和应用上都同样显著。从那个时候起，捷克的工业(特别是斯科达工厂)也作出自己的贡献。诚然，无论在人造丝和人造橡胶的生产方面，从煤里提炼石油方面，利用贫铁矿方面，还是在最重要的汽油生产方面，进展有时是缓慢的。但是，第三帝国通过政治和外交的努力，已经成功地能够使用匈牙利的麦田、南斯拉夫的铜、罗马尼亚的原油和土耳其的锰。苏联还可以供应其他的一切，即使它们必须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运来。因此，整个德国的国家工作都被好战的决心所控制和约束。这部战争机器的某些部分确乎是运转不灵的，而且从经济上看，第三帝国也还脆弱。但是它一时之间已经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潜力，而民主国家则不是这样的。
就英国来说，原因很简单。1914－1918年大战以后，它就裁减了军备，并恢复了职业军队制。其次，它实行对德国的和解政策，而且由于对法国的猜疑，谴责法国患了长期恐德症和顽固不化的帝国主义，从而更加强了这种政策。尽管温斯顿·丘吉尔曾一再发出警告，英国的政治领导人，特别是内维尔·张伯伦，很慢才认识到希特勒的危险性。随后，英国考虑到有关吉利海峡这道不可越逾的反坦克壕，足以使自己免于遭受德国的立即进攻，因此就把自己的防御首先放在海上和空中。皇家海军担任第一道防线，给予优先考虑的战斗机则担任第二道防线。为了履行对盟国——法国的义务，英国重新实行了征兵制；这也许是失计了，因为组成装甲部队无疑应比建立庞大的陆军更优先考虑。但是情况很显然，除此之外，也别无他途可寻，而且行动进行得很迅速，似乎很有可能及时地逐步完成一项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但是也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敌人必须不是那么急于动手。
法国军队曾经赢得1914－1918年大战的胜利，它往往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着魏玛共和国的动向，它在1918年后实际上并未裁减军备，那么它为什么在希特勒掌权之后还不积极地重新武装起来呢？这究竟应归咎于它的政治、外交、经费拮据、总参谋部短视、经济缺点——尤其最重要的，它在工业上的缺点呢？还是所有这些方面都有责任？正是这同一届法国政府，它在1934年4月17日曾经拒绝签署一项国际限制军备公约，因而使法国单独负起自己国防的全部重任，但是它同时却又缩减了军费开支，这说来起码是令人奇怪的。后来，在军费开支方面，其数额诚然在不断增加，而且法国议会也一直予以批准。但事实仍然是，在有关国家安全的某些关键时刻，财政上的一些考虑(法郎的稳定或贬值)的确阻碍了法国的重整军备。预算送请议会批准前，在部一级的讨论中，财政部常常削减了国防部要求的数额。
的确也有这样的情况：国防部制定生产计划和建立能够实现这些计划的组织机构费时太多。它在订货方面犹豫不决，各组织机构之间互抱敌意，以及在某些财政制度上缺乏灵活性。上述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国防部尽管抱怨缺乏资金，它却经常发现花不完已经拨给它的款项，以致1935年年度拨款中的百分之六十不得不转入1936年度。这就难以鼓励财政部长对它更慷慨一些了。
但是，一旦计划作出，原型选定，资金到手和定单发出，如果在火炮、坦克或飞机的生产方面仍发生过分的拖延，那就不能再责怪行政机构、政府或军方，而理应完全归咎于武器制造部门了。人民阵线决定把这些工业实行国有化，出自政治和道义的理由多于军事的理由，这已引起了热烈的辩论。它最初很可能引起混乱，并进一步拖延这些工业的现代化过程，后来它又不能立即解决大部分法国工业所共同具有的缺点，如设备过时，缺乏熟练的技术人材，工作母机的数量不足。此外，这种自由化的经济是很不适应采取正规工业动员所需要的计划性、权威决定和价格控制的。
而且，总参谋部的任务毕竟是发出定货单，这就必须对战争有一个前后一贯的理论，以及对它所需要的项目具有清晰而稳定的观点。事实上，军事当局从来就没有制定出一项重整军备的全面计划；他们当然是想另起炉灶搞出个新计划的，但他们缺乏明确的目标，对于选择武器原型的讨论最后也毫无结果。多特里部长曾对议会调查委员会说，“没有一个军人能认识到我国所必须解决的工业问题的广度。”那么国家本身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法国是否充分认识到希特勒的威胁，并真正具有用战斗去消除这种威胁的意志呢？
一支职业军队的力量来自它的职业特性。但一支国家军队就要从它所由产生的国家中寻求自己的道义力量和战斗精神。在这个问题上，两个阵营的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
在德国，纳粹党已经强制推行它的严厉统治。全体人民已被征调；公共舆论受到严格的控制；行政机构被置于纳粹党的严密监督下，或者就由纳粹党的官员取而代之。从来还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象这样的全体就范，或在强大压力下如此被迫无条件地服从它的领袖。的确，那位元首 [ 译者注：原文为“Führer”，意为元首，指希特勒。 ] 的至高无上权威，他对广人群众的不可思议的统治地位，他要求全体人民并从全体人民得到的盲目服从，并未能防止军队中互相竞争的部门之间的个人敌对、派系斗争或冲突。但是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透露给外界，而且在第一次挫败之前，一直是包得严严实实的。表面上看来(事实上也是如此)，德意志民族一致支持它的自天而降的铀袖；人们对于他所完成的事业，所获得的各项成就，以及一种新发现的伟大感，都满怀感激之情。
魏玛共和国这时已经成为不体面的往事了；无论怎么说，民主思想一向就仅仅深入到德国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中去。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政策自然要导致对每一个人的严格限制，但它却使机器的轮子继续转动下去，并摆脱了失业现象。工业界、上层人士对于这位元首结束了经济萧条是感谢的，工人大众对于他再次保证他们稳定的就业也是感激的。至于总参谋部，它的若干成员虽然过去在重新武装莱茵兰、吞并奥地利或苏台德事件中表现得勉强和忧虑，现在这些都已成为往事了。希特勒终止了德国在1918年遭受的屈辱，他已设法废弃了《凡尔赛和约》的大部分条款；他再一次给第三帝国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在人们心中复活了国家的责任感。总之，将军们由于唯元首之命是听而获得的好处太大，他们势必变得恭顺了。
这是不是说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欢欣愉快地走向战争呢？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是这样说的，电影机也是这样纪录的。尽管如此，外国的观察家还是注意到德国人民出于无可奈何多于热情。但是如果说人们有些疑虑不安，那也不很明显，反对派也默不做声。他们的确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工会领袖、有时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都已被投入本来就是为他们开设的集中营(布痕瓦尔德或达豪)里。那些暂时还没有被关进去的人，也继续受到警察的监视。天主教和新教的各教派对纳粹的异教邪说是怀疑的，由于教皇曾谴责过这种异教邪说，它们就越发对之表示怀疑了。但是那些曾直言反对过毒气室杀人或纳粹教育思想的教士们，在反对之后却又要求信徒们一块来为祖国和元首举行祈祷。
唯一可能的积极反对派只能来自国外，来自那些移居国外的人。但事实却是，他们的情况是如此相异，以致不能团结起来，甚至不能互相取得接触。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本可以成为兄弟，但却是敌对的一双，而且由于德苏条约的签订，使德国共产党——特别是那些流亡在莫斯科的人，不得不沉默下来。那些早期的国家社会党人，他们是奥托·施特拉塞尔 [ 译者注：早期的纳粹党人，1930年同希特勒决裂，与其兄格雷戈尔创立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党。1934年，格雷戈尔被暗杀，奥托逃往加拿大。 ] 的追随者和象布吕宁那样的魏玛共和同政客们，彼此之间也无共同的立场。顺便说一下，布吕宁已经流亡瑞士，销声匿迹。流亡者们是希望希特勒垮台的，但他们又不愿直接受看来可以使这种垮台实现的唯一前景，即他们的德国祖国的失败。
甚至犹太流亡者的意见也不大一致。他们对于同化所抱的希望，他们忠于德国的感情，使他们流亡各国的同教者也为之吃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想定居在新的祖国里，一些人则想到巴勒斯坦去；任何地方也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一贯主张的、积极的反对集团。
不论是自觉自愿还是消极被动，欢欣鼓舞还是无可奈何，德国人民还是追随他们的元首走向战争，而且只要能导致最后胜利，他们就愿意追随下去。英国和法国的人民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情呢？英国国内存在一股反战的潮流，它在议会中以劳合－乔治为代表。但是英国人的良好公民品德和爱国主义传统很强烈，以致使这股反战潮流除了在某些人士中以外，不能公开地表现出来。诚然，在政府本身内，即使丘吉尔的决心是尽人皆知的，但内维尔·张伯伦看来却是摇摆不定的。事实上，英国人虽然沉着坚毅地面对他们所承担的义务，但却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卷入战争；英联邦的命运和安全都还没有处于危险之中。在头一回合中，这是法国对德国，英国人颇象旁观者。
另一方面，法国人知道，他们同这次战争是密切而直接有关的。动员已经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但人们却没有1914年的那种欢欣鼓舞情况，而是有些无可奈何，就象影片中人们从巴黎东站出发前线时面部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那样。在法国议会巾，没有任何人对宣战的必要性认真地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必须停止那一系列的屈服行为，因为那只会鼓励希特勒的侵略意图。但是慕尼黑精神仍然没有消失，它的必然结果，即为了避免流血而寻求外交妥协的企图，也还没有消失。
无论从什么观点来看，德苏条约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对传统上的反德右翼来说，这个条约更增强了因人民阵线而激起的好战的反共派声势，并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这次战争只有利于苏联和世界革命。这种观点的代表者就是皮埃尔·赖伐尔。
至于左翼，由于人民阵线的失败，它的团结已经遭到破坏。人民阵线现在已是历史陈迹了。无论是在西班牙内战或慕尼黑时期，共产党在反纳粹主义方面都表现得最坚决。的确，德苏条约的公布，曾使它大吃一惊，目瞪口呆，以致随后不久就投票支持军事预算。但是，它的领导人后来又驯顺地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如当德国占领鲁尔时，该党竟然再次变成了不抵抗主义者，至少也是中立主义者。
结果，法国总工会从上到下地分裂了。至于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要末仍然为日常生活的担心所折磨着，极想根据人民阵线的漂亮诺言而改善生活水平；要末就是满怀着和平主义的强烈感情。尽管莱昂·勃卢姆 [ 译者注：莱昂·勃卢姆(Léon Blume，1872－1950)，法国社会党右翼头目，曾三次任法国总理。旧译布鲁姆或勃鲁姆。 ] 一再敦促，社会党在拒绝投票赞成军事预算之后，还没有全都转过弯子来，以便支持(如果不是请求的话)联合政府更认真地着手于战争工作。甚至那些最强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往往不喜欢想到这场冲突，因为它的第一个影响就将是在法国限制自由权利。在每一个法国人心目中，这场新战争都使他们想到1914－1918年的浩劫，想到那种时常受到谴责的无谓牺牲，想到甚至很可能比以前更加可怕的历史重演。所以他们似乎认为这场新战争是绝对不必要的。一个在二十年前已经牺牲了一百万青年人的民族，有一种生物学上的本能，要避免再度流血牺牲。因此，他们就含蓄地而不是明确地表现出对战争的抵制，例如，他们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即企图寻求缓服兵役的“特别任务”，而在1914－1918年，这是会被直截了当地称为寻求“防空洞”的。
阿尔贝·卡米 [ 译者注：阿尔贝·卡米(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作家，曾发表过一些小说和剧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编辑地下报纸《战斗报》。 ] 在日记中坚决认为这场战争是荒谬的。他谴责战争是“令人厌恶的一场不可原谅的大屠杀”。他认为很难原谅那些应征入伍者，他们接受了“服役的义务，但又对于他们当初没有勇敢地留在后方而感到懊悔”。他拒绝使自己卷入战争机器；他说，“这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并得出结论说，“还是有一些办法能够试行阻止它的爆发的”。许多法国人同他的想法一样，很多应征入伍者也以同样的情绪写信给他们的家人。
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它的经济停滞已使军备生产放慢，它的部队装备还未收到适当的补充，它的人民仍在企图使自己相信动员令并不等于战争；那么，政府和总参谋部又怎能不赞同一项长期战略计划，即首先进行防御战，目的在于尽量减少法国人民的苦难和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一句话，目的在于使他们能够轻易地免除这场灾难呢？
敌对双方制定战略计划，并不是根据抽象的原则，而是根据不同民族的真挚感情以及他们经济和武装力量的实际可能性。
希特勒虽然由于同斯大林订有协定而已经部分地避免了从事长期战争的危险，但他还需要速战速决，以使第三帝国不至面临元气耗尽的危险。装甲师以及支援它们的空军，就是用来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和全部瓦解敌人部队的。德军具有掌握主动权和内部运输路线短的有利条件，所以能够在它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攻击。希特勒的计划因此就是尽快地粉碎波兰；而齐格菲防线和比利时的中立，将在西部提供一道坚固的屏障，防止法国的任何反行动。至于下一步如何，这位元首还不清楚，但他必定会希望，英法面对既成事实，将再次屈从于不可避免的事实；与其陷入结局难卜的持久而耗费的战争中，不如抛弃波兰，听其自生自灭，恰如英法过去抛弃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一样。
另一方面，民主国家则急于赢得宝贵的时间。因此，只要封锁会逐步削弱德国的努力，那么在动员起两个帝国 [ 译者注：指英法两个殖民帝国。 ] 的无限资源(由于它们掌握了制海权，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之后，总有一天会使它们在武器和人员方面取得无敌的优势。1914－1918年的经验教训是十分肯定不移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采取攻势作战呢？这种攻势作战只能是不成熟的和伤亡惨重的；而且要进行这种攻势作战，它们也缺乏进攻的先头部队。象这种攻势作战，只有通过比利时，好歹才能进入敌人领土，而比利时却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拒绝入境的。
因此，必须制定一种防御性战略，那可以使军方和平民都对它感到满意。从军方来说，他们的眼界超不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从平民来说，他们认为最大的罪过莫过于生命的牺牲，英法根本就没有战争的目的，因为前者的殖民帝国并没有受到希特勒野心的威胁，而后者已没有必要去争回阿尔萨斯－洛林。颇有一些政治家为“凡尔赛独断专行”所遗留下来的犯罪感所囿。毕竟说来，人们怎么能够不承认希特勒的某些要求是合理的呢？魏玛共和国就曾提过诸如有关德国前殖民地的，进口原料的，或德意志少数民族重归第三帝国的一些要求。摧毁纳粹政权难道是牺牲千百万人民的充分理由？的确，正是德国人自己选择了这个政权；正是民主国家铸成的大错(英国认为是法国的不妥协，法国认为是英国的优柔寡断)，大大方便了希特勒的上台。
因此，法国总司令所采取的防御战略就得到法英政治家如达拉第和张伯伦以及军事权威如贝当和魏刚的赞同。少数异端派如丘吉尔、保罗·雷诺和戴高乐，竭力主张另外的战略，并警告说，民主国家不可能既保持被动的态势而又不冒陷入麻木不仁的危险。但他们就象在旷野里说教的先知，无人理睬。这样，我们就看到贝当元帅虽然接受了“杜黑理论”，但实行起来又不超过只需军队进行防御战的第一阶段。 [ 注：见沃蒂埃上校所著《杜黑将军的战争理论》一书的序言，贝热－勒夫罗，1935年版。 ] 这样，法英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发布的命令中就规定了一条原则：健全的防御，“必须静待敌人进攻，并在由堡垒和壕堑构成的无法突破的延伸战线前遏制住敌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优先发展战斗机，以保卫法国领空，而没有优先发展重型坦克，以之作为攻势作战的前导。
这些看法是完全合乎逻辑和前后一贯的。它们根据的是光荣的历史先例，并符合于人民的意愿。但是，在目前，它们却把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完全让给了希特勒，并宣判波兰的孤立，从而使它遭到灾难。同盟国正在面对德国人已经展开的队形；而在这种一对一的战斗中，同盟国就要冒这样一种危险，即放弃军队人数在名义上占优势所应享有的一切有利条件。因为从根本上说，盟国只有经过三个阶段才能得到胜利。首先，它们的防御必须巩固到足以抗住敌人决定性的首次猛攻。一旦渡过了这一阶段，民主国家还需要维护它们的交通线，大规模地增加军备生产，以及防止海上运输队、港口和工厂遭受毁灭，因此就要在海上、空中和兵工厂方面打赢这场战争。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采取攻势的时机才算成熟；战争才能打到德国领土里去(虽然人们还不确切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打心坎上愿望，在这一阶段到来之前，德国就将由于封锁和轰炸而承认失败。
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这种胜利的结局？盟国之间的同仇敌忾能否经得住这么久的严峻考验？战斗人员的士气在一开始时就很成问题，现在能否坚持得这么久？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法国的防线被突破，德国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法国人会不会认为，借助于英吉利海峡、地中海、甚至也许是大西洋这些“大壕沟”所提供的屏障，法国的最后命运和这场战争的前途，也如他们曾经想象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情况一样，能够在他们的国境以外决定？
对于如此遥远的前景，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各国总参谋部似乎都从未认真地探讨过。但是，顾名思义，既然是防御战略，势必就要让敌手随心所欲地在它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上进攻，所以同盟国的战略家们也被迫权衡各种可能的意外事变而制定出计划，而这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因为它只能使原已很弱的力量更加分散。
但是，一开始时，一个可能的麻烦就被排除了，这就是意大利可能在阿尔卑斯山和突尼斯进入战争。国王维克托·埃曼努埃尔不赞成此举，意大利的军事领导人也警告墨索里尼说，陆军和海军都准备不足，因为它们都不得不弥补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遭到的损失。如果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的话可信，意大利对于希特勒未加通告就使它面临进攻波兰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是非常恼火的，虽然墨索里尼贪求军事胜利，以之作为他个人威望和未来野心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但他仍然默许了顾问们的意见。
意大利人避免参战的借口是，参战须视德国运来非常大量的武器和补给品而定，而希特勒认为要满足这个要求是有困难的。
因此，希特勒就赶忙放弃这件要蚀本的买卖，向那位领袖送去一封表示“谅解”的信，并在9月1日向德国国会宣布，在这场正在到来的斗争中，他无意邀请任何外国的力量来进行帮助。他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将要靠自己解决。”意大利发明了一个新鲜的外交概念，宣称自己是一个“非交战国”。齐亚诺向希特勒解释说，这不是“一种严格的中立态度”，而只意味着意大利“将不在西线采取主动”，这就符合了希特勒的愿望，把冲突限制在东线。无论如何，倘若意大利参战，它就会遭到英法从空中、海上和对其殖民地的攻击，这在心理上的影响将会是一场大灾难。因此，希特勒就抑制住自己的恼怒情绪，并承认这件事是整个“德意之间微妙游戏”的一部分。
而且，意大利的背信，事实上还给予德国一种安慰，因为它削弱了同盟国封锁的效果 [ 译者注：指德国可以利用意大利港口。 ] ，又使数十万法国军队依然箝制在阿尔卑斯山和突尼斯。然而，对于法国总参谋部来说，这也消除了战略上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不那么可怕的可能性，即意大利从正面进攻；另一种是德意军队为了会合而侵犯瑞士的中立。但是，这也破坏了少数几个法国将军所曾向往的那种机会，即把战争带到伦巴第平原，使盟国较弱的那个对手丧失战斗力。
既然对法国在莱茵河和洛林的筑垒防线进攻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很可能还是象1914年那样，法德军队仍将在比利时平原上交锋。法国最高统帅部很可能对这一点曾周密地考虑过；它已经仔细地研究了每一个可能发生的意外事变，并制定出应付的办法。事实是，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是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没有一项解决方案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由于采取了一般的防御战方法，所以最合乎逻辑的态度就是静待德国进攻法国领土。但是马奇诺防线只修筑到阿登地区为止，从阿登到海边之间只有临时性的野战工事，这就使法国总司令命令中所谓的“坚不可摧的防线”大成问题。从军事上说，如果听任比利时垮台，那就意味着，当英国的师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大可能强大地出现在欧洲大陆时，盟国却丧失了宝贵的人力。从外交上说，继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弃比利时于不顾，那必定会对中立国家产生最不幸的影响。从道义上说，这样一种方针也有损于法国的威望；那就等于承认自己的软弱，并将危害部队的士气。
因此，必须援助比利时。但怎么援助呢？甘末林将军的确认为最理想的办法是，法国军队尽可能地深入比利时，直抵德国边境，防守比利时人坚固设防的阿尔贝运河一线。按照这一办法，完好无损的比利时军队就将在适当时候并入盟国的防御体系中；盟国的战线会因此缩短和更加坚固；敌人对北部工业区的威胁将被大大消除；英国也不必害怕从设在比利时附近的机场和基地出发的空中和潜艇攻击。当然也应该考虑到对荷兰入侵的可能性，而要援助荷兰人，就会使盟国军队冒负担过重的危险。此外，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防御工事方面，不幸也存在着一个缺口。但是尽管有这些小小的缺点，“阿尔贝运河计划”还是一项精密的计划，它把防御战的最好近景同未来实行攻击战的远景结合起来了。
比利时当局的看法和愿望也是这样。但是由于一种异乎寻常的怪事，他们却拒绝考虑采取这一行动计划所需的协力措施。9月3日，国王利奥波德宣布比利时中立，这是联合内阁采取的一项决定，并得到议会和舆论的赞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是莱茵兰重新武装时期比利时所采取的政策 [ 译者注：比利时当时所采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不支持法国。 ] 合乎逻辑的结果，当时曾被形容为“独立的”或“自由行动的政策”。对比利时来说，与同盟国开始军事方面的会谈，就将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中立，并激怒德国。
尽管利奥波德国王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以及他的很有影响的军事顾问范·奥弗斯特拉滕将军持何见解，并不总是很清楚的，然而比利时的这一政策似乎主要出于国内的考虑以及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国内团结的愿望。诚然，绝大多数的比利时人是不喜欢纳粹德国的；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估计这种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但是，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少数派是激烈反法的，这就是“佛兰芒根特”派，它代表佛兰芒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商业界，是比利时政治和社会结构中极度紧张的根源。为了坚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并在政府上层集团中获得同瓦隆人平等的、甚至是更大的代表权，佛兰芒人中除了一个有教养的讲法语的少数派外，在蔑视法国的语言，文化和影响方面，几乎是一致的。在和平时期中，任何企图建立比法之间军事联系的尝试，都肯定会激怒佛兰芒人的民族情绪，并引起不可逆料的猛烈反应。因此，在两个阵营之间采取完全中立的政策，似乎就是保证比利时维持相对统一的唯一途径。
比利时国王和他的政府或许也认为，他们还有某种希望使比利时免遭入侵。事实上，他们完全明白，危险来自德国而非法国。但是他们也要避免以任何方式激怒希特勒。情况很可能是，民主国家一再向希特勒退让，无助于鼓舞比利时人对它们力量和决心的信任；因此想召请盟国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的任何企图，都等于是邀请德国作出毁灭性的反行动，其直接结果就是这个国家遭受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统一的毁灭。因此，比利时人就拒绝同法国人签订任何秘密军事协定或技术协议，他们也认识到，如果德国人侵犯他们的中立，只有法国军队能够给予帮助，所以准备同意法军进入比利时国境，但只有在他们自己的要求之下并且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行。与此同时，他们又拒不作任何积极的准备工作以应付这种意外事变，而且只同意在有限的规模上保持接触。讨论和交换情报。
双方交换的意见是，在比利时人发出邀请之后，盟国军队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抵达阿尔贝运河一线。比利时人要求盟国军队在四十八小时内在他们的部队旁进入阵地。这种要求是不可能做到的。法国最高统帅部估计，这至少需要五天的时间，但又怀疑比利时人能否单独支撑这么久。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军队就将不得不从事一场对阵战，而这是甘末林将军不惜一切代价所急于避免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们对此还完全没有准备。因此，比利时的国内问题，就使比利时当局无从制定出它认为唯一可使比利时免受入侵的计划。
自然，也还有另一个解决的办法：盟国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性行动而进入比利时，希望比利时人仅作纯粹形式上的抗议，达尔朗海军上将是唯一主张这种无情行动的人，他是不计一切后果的。但是，一个宣称自己的作战目的是反对万恶的希特勒以捍卫小国独立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通过侵犯一个最近的小邻国的中立而开始战争行动的。而且，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策略上的一个有利之处，即把比利时军队也许连同荷兰军队并入盟国军队中去，就很可能不会实现了。
因此，把盟国军队开到阿尔贝运河的任何想法都必须加以放弃。法国的战略家们现在有两种选择：要末根据已经采取的防御战略，以及这种被动态度所包含的一切不幸的军事后果，只好听任比利时遭到入侵；要末在比利时选定某些阵地，而这些阵地是比利时人能够久守的，以待盟国军队前来援助。总之，这些阵地会有阿尔贝运河防线的优点而没有它的缺点。法国人在地图上画出这样一条线：它从斯凯尔特河中部联结到根特运河和海边。这条防线有这样一些好处：北部的一些巨大城市工业中心就不再成为军队后方的麻烦，而这个行动只需投入一部分盟国军队，此外，斯凯尔特河还是一个相当难以通过的天险。
的确，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不测事变，大部分比利时国土就会遭到入侵。但是为了使自己的部队有秩序地撤到原定的阵地，为了不失时机地建立起一条巩固的防线，也为了使法国军队不致因为敌人前进得比预料为快而陷入一场从各方面来看都很可能是大灾难的对阵战，这也需要比利时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局势。人们希望，所有这些问题当其需要解决的时候，不管怎样都会得到解决。但是，德军会象1914年时那样把主要的努力放在比利时中部吗？似乎没有一个人对此发生过怀疑。
因此，在1939年9月时，法英联军是可以随意支配无限的经济和人力潜力的；它们也毫无疑问地掌握了制海权。但是它们的战争准备工作仍然很差，英国甚至比法国更差。它们拥有充分的、效率最好的武器，如坦克和飞机；但它们仍旧根据1914－1918年战争的经验教训来使用，而不是根据新技术的各种可能性来使用。战斗意志是有的，但不很强烈。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防御战略并不是最坏的，但是根据特别需要而在比利时来应用这种战略又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行的话。总之，面对希特勒的决心，而这种决心是受到有训练的，甚至是怀着好战情绪的德国人民的支持，也受到一支完全计划来取得迅速而决定性胜利的军队的支持，法国和英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即面临一场很可能压倒它们的猛烈攻击，并迫使它们在最后一分钟采取其结果是很难逆料的应变措施。但是，在最初的时刻，只是波兰自己独力支撑，承当了第三帝国来势凶猛的战争机器的首次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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